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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第五章 法兰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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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一：国土聚合者

    菲利浦四世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法国的领土及疆界继续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法国王室的领土归并历程仍然充满着各种棘手难题。更多小说 ltxsba.com与前几个世纪稍有不同的是，已经完成约70%领土归并进程的法国王室在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基本局限于英国王室这一具有特殊身份的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14世纪前期至15世纪中叶，英法领土纠纷成为这一时期法国统一过程的基本线索。英法之间的领土纷争由来已久，自11世纪中叶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之日起，这一纷争就一直没有断绝。虽然英王以法王附庸身份在法国大陆领有的土地不断萎缩，但一直没有彻底丧失，在14世纪初，英王仍然领有法国西南部的吉耶讷和加斯科尼以及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蓬蒂约等小片领土。对于这些领土，法国王室力图将之完全收回；而英国王室则试图将之永久占领，而且还希望能够恢复以前被法王剥夺的领地。可以说，这种矛盾是英法王室长期冲突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一矛盾中也夹杂着一些经济方面的因素，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佛兰德尔。佛兰德尔隶属于法国王室，但却是英国羊毛出口的最重要市场。英法领土的争端最终酿成了绵延百年的战争冲突。

    作为百年战争最后的胜利者，法王查理七世虽收复了英王室在法国的所有领地（但加来港仍被英国人所占领），并由此排除了法国领土统一的最大障碍，不过国内仍有一些法国贵族尚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统一大业远未完成。这一任务由查理七世的儿子、人称“国土聚合者”的路易十一来完成。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年~1483年），以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为首的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对抗王室。1477年，大胆查理在南锡战役中阵亡，路易十一趁机从其女继承人那里收回了勃艮第公爵国和皮卡尔迪。法国统一的另一大障碍由此清除。在此前后，路易十一先后收回了阿郎松公爵领地、阿曼雅克伯爵领地、普罗旺斯伯爵领地等贵族领地。就这样，路易十一很有耐心地，并且几乎是不声不响地勾画出了今日法国版图的轮廓，只有布列塔尼等几个地区未被包括在内（布列塔尼在1491年被路易十一的继承人查理八世通过联姻并入法国版图）。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如此评价路易十一对法国统一的功绩：“路易十一采取征战和继承的手段，在封建的基础上，然而以崭新的精神缔造了自己的王国。至于如何在已经奠定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功业就要靠他的后代去完成了。”

    统一民族国家：法国崛起的基础

    对于中世纪法国来说，由封建割据到政治统一是一个漫长且不断反复的过程，如果从卡佩王朝最初几个君主的徒劳尝试算起到15世纪晚期最后一个大型独立领地布列塔尼的归并，其间历时长达约5个世纪之久。考虑到法国国土的广大、宗教信仰的多样、民族有名的不团结以及德意志、意大利等国家还要在分裂中等待数百年的事实，法国的统一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当然法国的统一并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征服或军事占领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军事行动并不是法国得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主要手段。在领土归并过程中，法国王室除了采取必要的军事征服措施之外，它更多的是借助于继承、婚姻等非军事手段。也正因为如此，领土的转移和归并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份婚约可以将数万平方公里的领地以嫁妆的名义纳入王室的控制之中，而一纸离婚协议又可在顷刻之间将此前的成果化为乌有。当然，随着王室威信的日益提高和王室实力的不断增强，不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豪夺来的领土还是通过继承、婚姻手段巧取到的产业，其对王权的向心趋势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不断强化的。

    以王权为中心的领土归并运动使法国乃至欧洲的政治地理在中世纪临近结束时逐渐显现出近代格局，这种近代格局主要表现在欧洲一统性的瓦解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从整个“基督教国度”的层面上来说，中世纪秩序的崩溃是一个从政治“一统性”向“多元性”演化的历程，也即教会帝国的主权分裂成诸多民族或国家的主权的进程；而从民族或国家层面上来说，中世纪秩序的崩溃又是一个从“多元性”向“一统性”转变的过程，即封建领主的政治独立性逐渐衰落，权力向主要是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威集中。对于导致中世纪秩序最终崩溃的主权国家来说，既要向上反对教会帝国的权威，也要对下削弱封建领主的自主权利。法国王室与教会之间的争斗也是十分激烈的。在长达数百年的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虽不像教会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晴空万里”，但其总体关系毕竟是以合作与相互吹捧为主。然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萌生，罗马天主教会的霸权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并遭到挑战，法国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激进。13世纪末，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并为了满足王室各种日益增大的财政需求，菲利浦四世下令向一直享有各种免税特权的法国教士开征俗世什一税，此举遭到以天主教世界首脑自居并以教权至上论为最高宗旨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年~1303年）的强烈抨击和抵制，教俗之间的矛盾由此彻底公开化并日趋走向激烈。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教会的威势急转直下。为了激起法国人的反教会情绪，菲利浦四世首先在舆论上对教皇展开道德方面的讨伐；随后派宫廷大臣诺加莱南下意大利，将教皇捕获并大加凌辱。尽管教皇随即被其支持者救出，但不久忧愤而死。1305年，在法王压力下，波尔多主教被任命为新教皇，称克勒芒五世，1309年，唯法王之命是从的克勒芒五世将教廷由罗马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在此后的70年间，被称为“阿维农之囚”（1309年~1378年）的教廷一直具有浓厚的法国色彩，此间教皇委派的134名阁员中，法国人占113名。教廷被打上“法国制造”的烙印后，其对天主教世界的号召力已趋向虚无。从世俗国家的发展趋势来说，以维持神权一统性为己任的教廷走向衰败实属必然。其二，法国的政治结构出现新变化。在与教皇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制造一种全民授权、全民支持的氛围，菲利浦四世于1302年在巴黎圣母院召开了由神职人员、世俗贵族和富裕市民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三级会议的始祖，是法国由割据君主制转向等级君主制的标志。诚如恩格斯所言：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正是因为在欧洲较早地实现了领土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这就为法国成长为欧洲强国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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